曾国藩请教唐鉴修身之法
唐鉴，字镜海，湖南善化人，道光二十一年，由江宁藩司任上进京任太常寺卿，道光帝在乾清门接见他。这一天，曾国藩恰好随侍在旁。道光帝奖谕唐鉴治程朱之学有成就，并躬自实践，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。道光帝对唐鉴的称赞，引起曾国藩的深思：自己在皇上身旁，要得到皇上的重视，必须要投皇上所好；看来皇上看重的是德行的修养，是对义理之学的研究。
几天后，曾国藩到了碾儿胡同，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。年过花甲的唐鉴，已知这位同乡后辈勤奋实在，见他如此谦卑，自投门下，乐意地收下了这个新门生。
“先生，请问检身之要、读书之法究在何处？”曾国藩十分恭敬地向唐鉴请教。
“当以《朱子全书》为宗。”唐鉴抚摸着垂在胸前一尺有余的银须，腰板挺得笔直，不假思索地回答，“此书最宜熟读，即以为课程，身体力行，切不可视为浏览之书。检身之要，我送你八字。即检摄在外，在‘整齐严肃’四字；持守于内，在‘主一无适’四字。至于读书之法，在专一经；一经果能通，则诸经可旁及；若遽求专精，则万不能通一经。比如老夫，生平所精者，亦不过《易》一种耳。”曾国藩听了镜海先生这番话，有昭然若发蒙之感。
“古今学问，汪洋若大海，弟子在它面前，有如迷路之孩童，不知从何处起步。”关于检身、读书，曾国藩思索多年而不得要领，唐先生居然八个字就为其提纲挈领了。在唐鉴面前，曾国藩深觉自己学问浅陋，他继续请教，“先生，请问这为学之道？”
“为学只有三门。”国藩的提问刚落，唐鉴便以明快简捷的语言作了回答，“曰义理，曰考核，曰文章。考核之学，多求粗而遗精，管窥而蠡测；文章之学，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。”
“经济之学呢？”一心想要经邦济世的曾国藩急着问。
“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中。”唐鉴的答复明确而肯定。
“请问先生，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？”
“经济不外看史。古人已然之迹，法戒昭然。历代典章，不外乎此。”
经唐鉴逐一指点，曾国藩于学问之道和修身之法似乎一下子全明朗了。唐鉴又告诉他，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，并说倭仁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，每日自朝至寝，一言一行，坐作饮食，皆有札记，或心有私欲不克，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。又说自己记日记一一如实，决不欺瞒，夜晚与老妻亲热，亦记于日记中。曾国藩听后心中暗自发笑，也佩服老头子诚实不欺的品德。
自从跟着唐鉴学义理之学后，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加修饬，并立下日课，分为主敬、静坐、早起、读书不二、读史、写日记、记茶余偶谈、日作诗文数首、谨言、保身、早起临摹字帖、夜不出门十二条。又作《立志箴》《居敬箴》《主静箴》《谨言箴》《有恒箴》各一首，高悬于书房内。朋友们见了，无不钦服。
曾国藩年青时，有很多小毛病，也是个心浮气燥的人。心想长此以往日后如何成大事，所以痛下决心，给自己立下三戒：一是戒多言，二是戒怒，三是戒忮求。言多必失，不无端发怒，戒嫉妒戒贪婪。
后来他又请教两位老师。一是唐鉴一是倭仁。后者是唐鉴的学生，教他写日记，人最容易原谅自己，不容易原谅别人，把对的记得清楚，错的过两天就忘了。一个有勇气的人不是面对敌人是面对自己。能把自己的错误一点点记下来，然后每天看，触目惊心，就可以改正自己。所以曾国藩就真的每天记下糗事，坚持一生。死前仍在记。一生反省自励。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看到他这些糗事，这就是东方的《忏悔录》。二是要慎独，要有敬畏心。许多人口出大言，就是没有敬畏心。越是知识分子越要有敬畏。才能做好知识分子的本分。倭仁就教他要有慎独，《礼记》说到，在人前要做君子，在人后也要做到君子。人前容易做到君子模样。但一个人的时候就难。君子要慎独，要诚以对天地，诚以对人。天知地知自己知呢。曾国藩刻苦勉励自己，遵照执行。
问题是敬和慎独，是一种品质性要求，不是具体做法。写日记要更进一步，但写下错，未必会换来对呀？怎么能做对呢？他努力改正，但生活仍是老样，碰到事还不行。他写道：“自立志自新以来，至今五十余日，未曾改得一过。”一条毛病没改掉。这一天，发狠说，“此后直须彻底荡涤，一丝不放松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”从这儿切一刀，之前死了，发誓重做新人。这狠心到决然的地步，十天后，日记又说了：“忽忽已过两月，自新之志日以不振，愈昏愈颓，以至不如禽兽。昨夜痛自猛省，以为自今日始。当斩然更新，不终小人之归。”太不像话了，怎么就奔着禽兽去呢？一定要改过呀。这一段他的心情也可以用“彷徨”与“呐喊”来概括。
这时唐鉴送给他一个字，果然拯救了他。说起来是一个字，但是操作性强。静。唐鉴说：“最是‘静’字功夫要紧，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，亦是‘静’字功夫；王文成亦是‘静’字有功夫，所以他能不动心。若不静，省身也不密，见理也不明，都是浮的。” 静不下来，一切都是空的。问题在浮，静下来才有改过的可能。原来最重要的毛病是好动不好静，果然不多久，他面貌一新。
唐鉴的话指点了他。他想到老庄也主张静，管子也主张静，佛家也主张静，看来这“静”字是贯通各家学派的一根主线，正是天地间最精微的底蕴，所以各家学派都在这一点上建立自己的养性处世理论。管理国家也要这样，人们常称赞治国贤臣都是“每逢大事有静气”的人物。心静下来，就能处理各种纷乱的军国大事。从那时起，他每天都要静坐一会，许多为人处世、治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，便都在此中获得。尤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，他更是不轻易作出决定，总要通过几番静思、反复权衡之后，才拿出一个主意来。为让气氛更宁馨些，还往往点上一支香。每见到这种情况，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扰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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