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2年2月21日，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。尼克松问毛泽东：“蒋介石骂主席是‘匪’，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?”同座的周恩来回答：“一般来说，我们称他们‘蒋介石集团’。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‘蒋匪’，我们也被回骂成‘匪’，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。”

1980年10月，广西军旅作家黄继树一个人提着简单的行李，独闯广西金秀大瑶山，走了一个月，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剿匪资料。
到了1994年5月，黄继树深入广西历史上有名的匪巢十万大山腹地贵台乡，到当年“粤桂边区反G救国军”总指挥、广西最著名的女匪首韦秀英的家乡采访。黄继树说：“那几年，我差不多跑遍了广西历史上著名的匪巢，自己身上似乎也沾了些‘匪气’。”这些第一手资料，黄继树费了四十多年之功撰成《败兵成匪》一书。

历史的脚步是曲折的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，但在1950年3月3日，广西发生了叛乱，年底，叛乱被解放军平定。电影《英雄虎胆》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。

在中国，剿匪从不让人陌生，但是细读建国初的广西剿匪，却另有一番意味。
在上世纪50年初的“镇反”运动中，广西军区司令部曾做过一份《匪特综合材料》，认定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，共计3550人，土匪人数远远低于匪患猖獗的东北和湘西。
但在接下来的剿匪中，解放军却出动了2个兵团、4个军、17个师又1一个团，其中10个师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主力师，再加上地方部队和民兵，剿匪总兵力竟达上百万之多。更让人不解的是，为时3年的剿匪，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人，算下来几乎每3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匪，这几乎相当于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歼灭的国民党正规军的总人数。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种匪是匪，也不是匪。是匪，是因为中国自古成王败寇，蒋介石在位时称共产党为“共匪”，败退之际其残部自然也被称为“蒋匪”，所以要剿；不是匪，是因为这种匪不是通常意义上占山为王的土匪，而是兵，被打残打散的兵。
1949年山河变色，国民政府迁台，但却在大陆留下了几十万残余部队，在街为民，入山为寇，一时草木皆兵，人藏于人，水融于水，要揪出这样的敌特兵匪，谈何容易？
所以1950年要“镇反”，一时全国各地声势浩荡，东北剿匪，湘西剿匪，一路秋风扫落叶，唯有广西无甚进展，甚至在美军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广西，匪乱一度达到顶峰，全省102个县土匪蔓延了97个县，500多人被杀，公粮2800多万斤、牲畜26万多头被抢。
主管军事的广西军区副司令李天佑天天剿匪，然而却“越剿越多”。因为兵力分散，战线拉得太长，所以哪怕是他这样血战过四平的的悍将亲自披挂上阵，也难免收效甚微。
广西剿匪之难，除了军阀割据，新老桂系一拨又一拨，匪患根深之故，还因为“无处无山，无山无洞，无洞无匪”。更加上蒋介石反攻大陆，白崇禧另有意图，都把大西南作为桥头堡，能反攻当然好，不能卷土重来，也能与共产党三分天下，所以铁了心顽守广西。
这让毛泽东大为光火，批评广西剿匪为全国各省中最差，“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”，又派叶剑英前去广西指导剿匪，“确有成绩然后回来，否则不要回来”。此后又派陶铸，军事进剿，政治瓦解，严格镇压、收枪、反霸、地方武装建设等剿匪政策，一时匪患渐除。
历史不能假设，但设若曾国藩当年拥兵反清，自立为皇，百年之后他受的道德争议估计会很小，甚至可能被顶礼膜拜，但是在西汉东汉之间冒出个王莽来，却就是大逆不道了。所以项羽是有错，但刘邦也未必就是仁义之师，只是一将功成千秋万世，万骨呜咽无人问津。谋反异族就是大义，篡位汉家就是僭越，是历史自有一套逻辑，还是后世历史正名所需？
而在成王败寇之外，是非转头空，几度夕阳红，黑白互骂的历史观空转千年？

本书虽聚焦于广西剿匪，但笔法纵横，颇有大历史的那份苍凉与萧瑟之慨。

剿匪工作的艰苦，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，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电报中表示，派他去广西剿匪，“确有成绩然后回来，否则不要回来”。从中不难看出形势的危急。

对于1949年到1952年，在许多年轻人的视野中，是和平的三年，国家正从战争转向建设。但事实上，这种看法并不全面，在这三年战争中，战争仍在继续，而且异常残酷，那就是艰苦卓绝的剿匪之战。